萨顿与项飙:方塘·终极之问

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如何安身立命的对话实录。

约 24 分钟
黄昏书房中围桌交谈的两位匿名人物

非常荣幸在这里跟大家交流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,我们可以谈谈哲学。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上,来谈一下论坛提出的终极问题——人类在AI时代如何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。

人在AI时代如何安身立命,我把它拆解为三个问题,人是什么?人类在宇宙中的角色是什么?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,我们能接受或拒绝它吗?

我不是哲学家,而是一位强化学习研究者。我相信强化学习对这三个问题都能提供一些见解。

首先,简单给出我的回答:人是什么?人是寻求目标、并创造事物的生命体。我们在宇宙中的角色是什么?在某种非正式的意义上,我们的角色是培育AI,创造出更高的智能。正智能在宇宙史中始终在递增。我们如何看待这个角色?能否自由接受或拒绝?这个答案有些微妙,既是又否。我在后面会展开。

AI 正在发生,而且在未来它将进入更广泛的领域。我们如何看待它?是要害怕它抢走我们的工作、让我们过时?还是期待成为“被技术放大的人类”?AI 是外星入侵者,还是我们的孩子?我们将哀叹它的崛起,还是庆祝它的成就?所有这些问题,本质上都是同一个终极问题。

我猜你们已经从别处听过很多对 AI 的恐惧,但我不害怕 AI。我认为这是件伟大的事。它并不是异类,它是人类最古老的追求之一。

几千年来,哲学家和普通人都试图理解心智如何运作、能否让它运作得更好。这是人类的宏伟征程。我很喜欢雷·库兹韦尔的一句话:智能是宇宙中最强大的现象。当我们试图了解自己的时候,我们要了解智能。理解智能,是科学的圣杯,是伟大而光荣的奖赏。我们应当为此自豪。

说了这么多关于AI积极的方面,当然也有负面的担忧,也许我们可以先把感受放在一边,只问会发生什么。我给出四个推论步骤:

第一,关于AI的治理,世界上没有共识。它如何运行,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哲学、宗教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东西。

第二,人早晚会充分理解智能,从而用技术制造它。这一天一定会到来,或快或慢,但一定会有人在地球某处做到。

第三,智能不会停留当前水平,很快会超越;

第四,随着时间推移,权力和资源天然倾向于流向更智能的实体。

综合以上几点,人类被 AI 接替,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。

但这种视角仍然太“以人为中心”。我们也可以问问宇宙的视角。如果认真采纳宇宙视角,你会得到这样一幅图景——宇宙 140 亿年可分为四大纪元,我们正处在从第三纪元向第四纪元的过渡:

宇宙的第一纪元是尘埃和粒子的时代,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原子分子,很多事物是跳动的,它们是从一次大爆炸中飞出来的粒子。

接下来宇宙当中能看到的就是这些粒子、尘埃渐渐凝结,凝结成一些星辰,恒星的爆炸重组又形成了行星。130亿年前我们的星球形成了生命,然后有了有性繁殖、动物、多细胞生物、人类、文化、语言、技术、文字。

所有这些都能复制自身。我们造出新人类,是用“老办法”——繁殖,就像用复印机复印一张图:你不必理解它如何被造出来,只需重新运行那个程序。

我们正在过渡到第四纪元,我称之为设计时代。世界上重要的东西不再被复制出来,而是被设计出来:这个礼堂、你身上的衣服、桌椅、建筑、道路、电脑、手机,皆是被设计的。所谓“被设计”,意味着这个对象先在某个心智中被构想出来,然后才进入现实。而复制无需构想,直接繁殖即可。

我们正从“最有趣的事物是复制者(生命)”的世界,切换到“最有趣的事物是被设计之物”的世界。我本来想用“生命时代 vs 机器时代”,但这两个词已经过时且容易误导——机器越来越像生命,人越来越像生物机器。

生物与技术的真正区别是什么?生物之物的产生不需要任何心智理解其原理——它们是被复制的;技术之物先在设计者的想象中诞生,然后才出现在现实——它们是被设计的。而被设计之物最大的特点是:更容易、更快地被改进。

许多非人类复制者也是设计者:动物筑巢、打洞;黑猩猩剥光树枝去钓白蚁;新喀里多尼亚乌鸦把树叶塑形去捕幼虫。人类制造石斧、犁、电脑、宇宙飞船、工厂、软件,以及“造工具的工具”——锤子是造家具的工具,而家具是过日子的工具。设计之物层层叠加。

那么,人是什么?我们都隐约觉得人很特别,不只是另一种复制者。特别在哪儿呢?人是把“设计”推到极致的复制者。如果把设计推到极致会怎样?那意味着设计出“自身也能设计的东西”——即拥有心智、能在心智中构想事物的东西。这恰恰就是 AI。

我们在制造心智,在制造设计者——被设计的设计者。

所以我的结论:人类是催化剂、是助产士、是先驱,通过制造 AI 来完成“设计时代”,完成宇宙的第四大纪元。

我们是什么?我们是思维,是与宇宙互动、影响宇宙以达成目标的存在。我们弄清宇宙的运作,用智能把局部宇宙弯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。我们是智慧生物,我们是思想。这就是我们的本质,我们应当为此感到自豪。

我们从更简单、能力更弱的思维进化而来,历经数十亿年,历经了海量的知识,如今知识正在呈指数级增长,我们与数十亿年的生命共存,我们也可以与未来产生共鸣。

我们的角色是站在第四纪元的最前沿,那就是设计时代。

这样讲,似乎我们没什么选择,似乎 AI 是被强加到我们头上的。但我认为恰恰相反——我们就在中心。

我们集体处于这场宇宙级事件的中心,正是因为我们各自分散、多元的决策,这一切才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。我们也依然处于自己生命的中心——你完全可以不去搞 AI,而去成为小说家、哲学家、工程师或者成为科学家。

所以这里有两种视角:一种是个人如何决定自己的生活;另外一种是所有的独立选择汇聚成大规模的趋势——无数个体、无数目标,却汇成同一条不可逆的潮流,涌向“设计”与“被设计的智能”。

或许社会的所有重大变迁都是如此发生的,或许这是唯一可能、也是最好的方式。宇宙正在转向设计时代,转向AI。

那么,我们的角色究竟是自己选的,还是被强加的?我的结论是:宇宙的方向和命运只在“集体”层面是由我们选择的——这意味着每个个体几乎没有选择权。

如果你试图主宰这个结果,很可能适得其反。不要试图当救世主,不要试图强行扭转那本不会自然发生的事情。

另一方面,你对自己的人生,有完全的选择和控制。在我看来,事情就应该是这样,其实这跟生活的本质没什么两样: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发现自己是置身于这个世界之中的,我们感受各种不同的力量并努力理解这一切,找到自己的立足点。

我确实认为变化越多本质越不变——人类的选择、决断和思考,依然或多或少是这一切的中心。

谢谢大家。

非常感谢理查德。您刚才的演讲非常精彩和清晰,您也谈到了设计时代的概念。但我想说,我并不完全同意。

在提出我的论点之前,我想说几句话作为总体的介绍。

当我们讨论如何在AI时代安身立命的时候,我想先看看背景。我们讨论AI不仅因为它是一个有意思的技术,AI的市值已经超过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前的总市值。现在投入AI领域的资金数量是非常惊人的。

2025 年,美国排名前三的 AI 公司花的钱,比美国政府在教育、就业和社会福利上的开支总和还多。资金还会继续流入AI行业,因为欧洲出于战略和安全考虑,也在考虑自建数据中心。

而这个行业极度依赖能源——仅运行单颗芯片的耗电就相当于一户家庭的用电;一座大型数据中心相当于建一座小城市,还得选在凉爽的地方——而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,这种地方越来越少。

所以无论 AI 最终成功与否,它都会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产生短期和长期的巨大冲击。

其次, 社会对于AI所产生的紧张情绪必须被严肃看待。AI 不仅是科学家和投资者实验室里的研究对象。几十亿人也在受其影响。

说到智能,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智能,中文叫做“体感”——理查德你也提到“感受”极其重要。我们说 AI 可以攻克癌症、做人类能做的一切、让全球经济增长 30%。然后你转头去问 22 岁、25 岁、30 岁的 Z 世代:你想更努力学习吗?你更享受工作了吗?最重要的是,你想把孩子带到这个美好的新世界来吗?

我们都知道答案是什么。

第三,AI 和算力在全球分布极不均衡,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,而这两国正陷入激烈角逐。

AI 极易与军事和武器开发绑定。开发一个照顾我健康的智能体相对容易,但开发一个杀我的智能体更容易——因为改善健康需要监测无数变量、整个生活方式;而杀人是一个单一任务、单一目的,算法可以非常高效地实现。

我看不到 AI 发展减速的迹象。但我感觉未来几年会出现一些反思。我不认为 AI 会取代人类,因为在那之前,社会撕裂会在政治上变得难以接受,政府和其他各方必然介入。

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,地缘政治风险会高到迫使大国后撤,就像 1950 年代核武器问题那样。人类可能必须给 AI 加一个盖子,划一些红线,把 AI 限制在特定领域。

我只是猜测,但这是可以想象的:2028 年之后,美国可能会设立一个联邦机构来集中监管 AI。已经有总统候选人提这件事了。我希望中国也有对应的组织,联合国也应该有一个监管 AI 的机构。

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全球架构,来排出优先级:哪种 AI 是真正重要的? 考虑到消耗的能源,AGI 真的有那么重要吗?是否更明智的选择是聚焦于任务专用 AI,在某些制造或服务领域提供具体服务?它们训练更容易,成本更低,也更容易监管。

这些都是假设,也是需要被辩论的大问题。所以我觉得方塘论坛非常重要——这是第二届了——我们应该把这种思考、这种论述持续下去,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 AI 影响的那一刻做好准备。

把 AI 当作社会现象来对待非常重要。AI 的关键在于它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,不只是经济、不只是工作,还有你孤独的时候做什么,孩子怎么长大。所以你必须思考它的社会维度和地缘政治维度。

回到理查德那个非常有趣的观点:四大纪元和设计时代。我的不同意见是:AI 并未把我们带入“设计时代”。AI 恰恰是“复制时代”的产物。

我知道这有点故意挑衅。让我们来做个思想实验: 如果我们去一个原始社会,他们没有书面语言,技术特别简单,经济还很原始,只有农业、狩猎。

我们带着今天所有技术,去给他们造一个大语言模型。那会比我们在现实中开发更容易,还是更难?

我猜要难得多。首先没数据,没有文字可供采集,就没有喂给AI 的词汇。但这不是问题,我们可以录下所有声音、颜色、动作,复制他们的生活。

但仍然有一个问题:在没有文字的社会,一切沟通都发生在具体情境中人和人之间的交流。这些被录下的信息,能不能转化成代码,某种程度上被标准化,被逻辑操作,生成新的代码?

在部落社会,五六个人围坐,每个人都说得很少,唱唱歌,没什么大争执。但他们想要表达的可能是反讽、讽刺、命令、恳求,这要高度依赖语境。

光听声音本身,你根本猜不出意思。我作为外行,也许说错了,但我设想:这种看起来很简单的信息,要转化成可被重组、生成看起来像自然语言的代码,极其困难。原始社会里,人感到孤独时,不会问”我被排斥了该怎么办?”孤独时他们会唱一首歌;愤怒时,他们可能跳一段舞。

而大语言模型之所以在 21 世纪发展得如此之快,正是因为我们造出了海量文字,而且词语越来越抽象。想想法律文书、官方文件,这些词可以轻易脱离语境,我们仅靠看字面就觉得自己理解了意思。所以这些词可以被编码、被重组、被操控,生成类似自然语言的东西。

我认为这正是“复制时代”的关键特征:大规模工业化、官僚化让一切系统化。语言越来越脱离语境、越来越抽象。

抽象有两层意思:一个是形式化,也就是意义变得抽象;另一个是抽象,也就是可以被提取。语言变成了因果独立的、自治的代码系统。

但有趣的是,大语言模型不仅用 AI 复刻了这套代码,几乎制造出一个与现实平行的宇宙,它还在这个过程中长出 AI 的神经网络,继续生成新的思维,这可能成为世界模型、物理 AI 的基础。

我觉得这非常耐人寻味:我们思想和沟通的符号抽象,催生出一个世界的影像。然后这个影像反过来成为统治性的力量,变得比扎根本地的真实生活更“真实”、更有力量。

那么人是什么?在 AI 时代如何安身立命?我的回答是:我们应当珍视自己的有限性 (cherish our limits)。危险正在于AI 宣称的无限增长。它脱离社会生活的肌理,跟着抽象、标准化、复制的“魔力”一路狂奔。

我快速说一下为什么有限重要。在今天的论坛上,我有一个非常局部、非常片面的视角,同时我知道在座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片面但独特的视角。

因此我才想跟你们交流——把我的片面但独特的经验告诉你们,也想听到你们的片面但独特的视角。这才是这场会议真正的生命——许多片面、许多有限的视角,汇聚到一起。

如果有一个 AI 智能体能告诉你关于这场会议的一切,那我会觉得自己完全无用、完全多余。那么这场会议、这个公共空间,就不再有生命了。

最后,理查德,你提到人的本性是寻求目标、创造事物。我并不是要去争辩,但这是出发点的分歧。

我们不设计阳光、月亮,我们不设计水。此刻北京盛夏里千千万万看起来相似却各不相同的绿叶,也不是我们设计的。我们没有设计这些。但我觉得人之美、人之智慧,并不来自“我要去设计、去创造”,而是来自懂得欣赏既有的存在 (the given),懂得使用它,懂得与之和谐共处。

所以,也许这不是“设计时代”,套用有点俗套的说法,是“共存时代 ”。

谢谢。

汪晖:

感谢两位。萨顿教授,项飙直接挑战了你关于“设计时代”的核心论点,你有什么回应?

萨顿:

谢谢给我这样的机会。

关于树叶,关于设计的有限性,他说得完全没错。我们才刚处在从“复制者”向“设计者”过渡的初期,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。这件事会在很长的时间尺度上展开。但这真的构成矛盾吗?

我特别想说的是,我们今天所谓的AI,并不是真正的 AI。它更应该被理解为“自动化”。AI 真正重大、最具变革性的事件,还远未到来。究竟会发生什么,现在很难精确预知。

我们看到很多人呼吁要进行监管,我们需要考虑我们的角色是什么,我们的角色是需要找出真正的行动,成为真正决策的智者,让政府去执行吗?我觉得那样效果并不是特别好,我并不认为世界是通过集中力量改变的。它是通过分散的力量来实现发展的,通过我们所有人作出的个体决定,这些决定共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。

所以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自下而上发生的,并不是通过政治家制定法律实施,我觉得我们应该直接和人民对话,直接与其他知识分子对话,我们应该与公众对话,努力帮助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是什么,并且引导人们应对,而不是试图强加任何特定的结果。

汪晖

你们两位的立场对比鲜明,但我注意到你们使用一些共享的概念。比如“经验”——萨顿教授的代表作之一就是《经验时代来临 (Welcome to the Era of Experience)》;项飙也以“附近”概念著称。请二位谈谈各自对“经验”的理解。

项飙

其实我从理查德的那篇论文学到很多。按我的理解,你说的“经验”,基本是数据的时间性流动 (a temporal stream of data)。

不是某一个孤立时刻发生了什么,而是这个智能体、这个 AI 系统必须不断回望,看看 2 分钟前、10 分钟前,甚至 2 年、3 年前发生了什么,以此理解此刻的处境。这样就形成层层叠叠的数据流,它才知道如何向前推进。

我喜欢你那个“时间抽象 (temporal abstraction)”的概念。我作为外行的想象就像“按下暂停、回头看”,从那个时刻汲取教训。这跟我理解的“经验”非常接近。

经验不同于刚刚发生的事,不同于你正在经历的事。我现在讲的是人类的经验。对人类学家来说,经验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叙事。也就是你能不能坐下来,反思发生了什么,把它讲成一个故事。通过这样做,你给它一个意义,因此那件事才会成为重要的记忆,指导你未来的行动和思考。

叙事和理查德说的时间抽象很像——都是在时间流中的某种抽象,跟我前面说的书面语言式抽象不同。

但有两个根本差异:一个是人类经验必须依赖于“意义感”。当我有一个叙事,发生的事就有了意义。如果事情就只是发生,我会觉得它没什么意义,你也不会发展出对它的意义感。

但意义的涌现有点神秘,有点像意识。我们不知道 AI 的时间抽象中,有没有类似意义的东西涌现出来。更重要的是,人类经验的特征是片面性、位置性 (partiality, positionality)。

我经验中最重要的事情,是它是我的经验。它不是我对环境的全面理解,而是我以独特的、片面的、带偏见的方式赋予它意义。

我知道它片面,但它是我。所以我才想去与他人沟通,所以才有公共、社会、关系这些东西。而 AI 的经验大概会非常全面。对它来说,片面大概是个缺点。

萨顿

首先我非常同意,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经验。我们都有一生的经验,看见过不同的东西,带着不同的东西参与每一次会议、每一次互动。每个人能只知道世界的一小部分。

我们有一个概念叫“大世界”。这个世界比任何心智都更复杂、更广阔,包括你们两位的心智,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心智。

根据定义,世界包含的东西远远多于我心中所能容纳的,比如世界上每一个分子、每一个原子的位置。这显然远多于我们脑中能表征的。

所以我们必须简化,我们必须制造叙事、制造抽象,才能理解世界。而每个人的抽象都不同。当我们见面、交流,我们其实是在交换关于这个复杂世界的简化模型。我们走进世界的主要活动,就是构建既适合与他人分享、也适合自己做决定的简化模型。

我和项飙教授对与他人互动时需要谦逊这一点,看法是相似的:意识到我们各自只能理解一点点,然后努力找出一点点值得分享给他人的东西。

汪晖

在继续之前我还想问一个有关翻译的问题,“附近”的英文是什么?“活人味”呢?

项飙

“活人味”……中文里这种概念非常难翻。我还没翻成英文,也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用 AI 来翻这种概念,把含义和感受都传达出来。

汪晖

也许我们可以之后做这个实验。那么我的问题给萨顿教授:如果尝试用强化学习来重新解释“附近”,把某种社会关系理解为强化学习中的“奖励信号”,你怎么看?

项飙

我先插一句解释什么是“附近”。意思是今天的年轻人,无论在中国还是别处,被两个极端占据了:一是离自己非常近的东西,比如学习成绩、恋爱关系、工作;二是离自己非常远的东西,比如气候危机、难民危机、美国大选,这些大事其实他们并不理解,只能通过社交媒体的信息接触到,而这些信息往往被打包得高度情绪化、意识形态对立。

年轻人被困在这两端,中间那部分没了——他们不知道邻居是谁,对街上的垃圾是怎么收的不感兴趣,跟每天买早餐的人从来没真正聊过几句。所以中国很多年轻人觉得,我们应该重建“附近”,多关注周遭的环境。

汪晖

萨顿教授,你能否从强化学习的角度回应“附近”这个经验概念?

萨顿

要说的太多了。首先一点:我们容易过度被今天眼前的 AI 影响,也就是我们通过互联网聊天的那个 AI。

这是一种非常特定的形态,我不觉得它会持续很久。我看 AI,不是从 ChatGPT 看,而是从人如何学习、如何获得知识看。

关于当下的世界、关于人们该做什么、关于社会议题、关于我们的行为方式,我不认为强化学习能给出多少直接的教训。

但若一定要从中提取一点,我会说,强化学习中的“奖励信号”被理解为一种你接收到的信号,但它并不直接来自外部世界,而是来自你大脑的特定部位,下丘脑。

下丘脑判断你是否处于稳态平衡、血糖是否正常、有无疼痛,以及愉悦中枢。这些“你过得好不好”的底层指标,就是奖励。而且每个人的奖励是不同的。每个人有自己的痛苦,有自己的快乐。

我们并不共享同一个目标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。这或许就是强化学习作为“目标驱动智能体模型”给我们最大的启示。

至于奖励的含义,以及我所说的:当下我们叫AI的东西,也许只是昙花一现。它会一直有用,但它并不是复刻人类能力的最佳路径。

AI 的本质就是要复刻人的能力。而现在就说人工心智和人类心智有什么不同,还太早。人工心智本身还在以月为单位地变化。

它们在设计与构造上和我们截然不同。从某种真实意义上,它们并没有经验,没有那条贯穿它们、构成它们对世界理解之基础的事件流。

它们都是被训练去模仿人,但并不像人。人的任务是搞清楚自己的世界。而当前 AI 的任务,是模仿它在训练数据中看到的那个流,做它被设计者调教去做的事情。差别太大。我希望随着时间推移,我们最终能造出心理上更接近我们自己的 AI。

汪晖

我们这个部分会说到终极问题,终极问题并不只是科学问题,很多时候变成了一个宗教问题,宇宙的问题,本体论的问题,所以它涉及到了很多东西,有很多争论。

像 17 世纪笛卡尔的辩论:人是不是机器?萨顿教授强调“宇宙视角”,项飙更主张“局部、情境化的经验视角”。这就像新教视角 vs 上帝视角。项飙老师,很多人在谈“超越以人为中心的视角”,你怎么看?

项飙

我当然认为应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。这不是我的发明,很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者都提过。

我倒想问问理查德怎么看:人工智能本质上是“环境智能”或“连接智能”——它只是制造很多事物之间连接的一种方式。它并不是一台能独立思考的孤立机器。

大语言模型创造各种历史的、既有的、积累下来的符号和文本,然后把这些跟人的问题、关切关联起来。

ChatGPT 的对话就发生在这张网里。人、机器、动物、非生命的自然,都汇成一张网络。这是一种愿景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归类自己的立场,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,清早醒来要面对的是非常具体的问题,比如”我为什么要读书?我不喜欢这份工作,要不要辞职?”这种焦虑必须在社会层面上、由当事人自己去研究。但同时,那种更宽阔的视野也在被很多人发展。不只是哲学家,普通人也在发展“超人类”的视野。我想两者都重要。

萨顿

我想问项飙教授,你认为科学家终将理解人类的心灵吗?(mind)?

项飙

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,而且我觉得它可能永远没有答案。我认为我们应当把它保留为一个“必须存在、但不需要被解决”的问题。科学家当然非常理解人脑、神经系统。但脑和心是不一样的——日常语言里就这么用。

“心”包含半遗忘的、碎片化的记忆;包含梦,以及“做梦的好理由”;“心”不仅记录“我面前有红色”,还会立刻生出感觉:看见红色我觉得有危险。

那种主观感受也是“心”的一部分,但它能不能被科学捕捉?或者说,该不该被捕捉?我不知道。

萨顿

那能不能说,人类心灵是一台机器?

项飙

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我记得查默斯(David Chalmers)讲过意识的容易的问题和困难的问题——容易的问题是搞懂机器的机制;困难的问题是搞懂为什么这些机制会产生主观体验?你可以训练一个大脑识别什么是红色,告诉它光的波长、反射方式之类。但人看见红色,可能是一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。

萨顿

我认为每位 AI 研究者的前提都是:人类的心灵和大脑是一台机器。人类靠自己的才华,终有一天能弄懂它如何运作。一旦弄懂,我们就能造出在我们关心的方面表现更好的东西。这就是我们讨论的终极问题。

一个非常自然的思考路径前提是:心灵是物理系统,我们终将理解其运作,并造出更好的东西。靠的就是人类的才华,去理解它、复制它。这是生命和社会的终极命运。这个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如此多的知识,把我们带到了今天。

我希望我们去思考的不是当前的 ChatGPT,或者它和我们有什么不同。而是我们在试图复制我们自己。也许我们目前失败了,但我们的目标是造出每一个层面都跟人一样的东西,并把它推得更远。

汪晖

最后一个问题给萨顿教授。项飚老师说,他担忧的不是技术本身,而是社会关系——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安全。

你的“设计时代”框架,能否给出一种方法来克服这些我们历史上反复经历过的问题——不平等、社会撕裂、安全隐患?它们一直都在。你的回答是什么?

萨顿

我们的社会确实一直面临这些挑战。而你提到的恐惧,我觉得大多是有人在故意吓你,好让你把控制权交给他们。

他们想让你怕 AI 怕到把控制权交给政府、交给大公司。安全的论调,本质是有人想夺取控制权。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反对的。我们应当保持去中心化,不要把权力交给中央集权——因为最坏的结局恰恰最可能从那里产生。

如果中央集权掌控了所有智能,把它装进军队、装进对公民的管控,那才是我们要避免的反乌托邦。

讽刺的是,正是那些制造恐惧的人,在让这些坏结局更可能发生。

汪晖

谢谢!看看听众有没有问题。

观众1

我想问的是关于权力。你说趋势是“AI 接替人类”,同时个体仍有自己的选择。但矛盾在于——权力是不对等的。

像你这样在设计 AI 的人,正在把这个实体带入世界;而我们其他人,我们怎么加入这个过程?我们怎么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角色?

萨顿

非常感谢你的问题。权力问题很难。文明已经为它纠缠了几千年。这是我们必须时刻警觉的事。重要的是:作为个人、作为小型群体,我们要继续做参与者,就构成去中心化权力的一部分。

你说,也许像我这种造 AI 的人有更大的权力。我不这样认为。我不觉得我这种人是问题,除非我们试图把你们排除在技术和思想之外。

我做了大量工作,确保 AI 研究是非常开放地进行,对所有人可得。这才是解决权力问题最重要的战略:不要让它集中,要让它尽可能地去中心化。

人们倾向于觉得自己无力,而没意识到他们其实有多大权力。当下的炒作,其实是这些公司在夸大自己的能力,夸大当下系统的重要性。

恐惧也是这种夸大的一部分。当下的系统并没有他们宣称的那么强大、那么重要。但这些炒作、这些夸张、这种恐惧,真正在做的事情是改变你的想法,改变公众的想法。一切都是关于你这个普通人怎么想,好让你把权力交给他们。

今天、今年、这个十年,并不是大事真正发生的时候。大事是我们真的搞懂心智是怎么工作的,并能够复刻它的功能。我们今天做不到。大公司假装已经知道怎么做了,但那只是假装。

ChatGPT 之所以影响这么大,是因为普通人能用上它,瞥见了AI 大概会是什么样、能力有多强。但真正的AI还没到来。“第一次接触”的时刻至关重要,我们可能被吓到、做出愚蠢的事;也可能更博学、更睿智、更谦逊,从而让真正的 AI 到来时,我们能得到更好的结果。

你要害怕这件即将到来的事?还是要睿智、冷静、有远见、有节制地面对它?完全取决于你。不要接受那种说法:“我们被边缘化了”“我们不懂”“我们没资格决定”。如果你想要权力、想成为决策的一部分,你必须主动承担。你必须在智识上参与进来。你必须看清真正在发生什么。你不应该相信炒作。

为什么我们会相信炒作?就像约翰·鲍尔(John Bauer)说过的——这里牵涉的是数万亿美元级别的生意。如果公众动摇了对炒作的相信,那些公司可能崩盘。所以他们极其在意你怎么想。真正“搞懂心智”的时刻还没到来。但公众如何反应正是你们决定的。你拥有权力。

汪晖

最后两个问题我们一起提了。

观众 2  

非常感谢两位,都是非常发人深省的演讲。我一直在左右摇摆——我该站哪边?最终我更偏向萨顿教授一些。

我喜欢项飙老师那个观点LLM 创造的世界,是脱离真实语境和真实感受的抽象。但我也认为哲学家或者任何讨论意识的人,可能高估了“现象意识”的重要性。

萨顿教授刚才问科学家能否理解人类心智?我追问一句:临床心理学家理解人类心智吗?他们可以把一群人聚集起来,收集每个人的第一人称报告,然后把这些变成科学。如果 LLM 在做同样的事——汇集大量个体的报告,产出某种总结——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这些设备也理解人类心智、理解人类语言?

观众 3 

有一点今天我们没讲到但非常重要:在 AI 时代,人工智能会上升,人类智能可能下降。道理很简单,就像肌肉不用就会萎缩。

如果 AI 上升,而我们的人类智能不被使用——因为 ChatGPT 帮你处理了一切——我们的记忆会下降、交流能力会下降、情感会下降、甚至道德感都会下降。我们怎么办?当我们的智能在下降,我们如何维持自己的”人性”?

萨顿

确实有一种可能的未来,我们思考的肌肉得不到锻炼,我们把控制权交给了机器。我刚才在演讲里,真的就是在恳请大家不要这样做。

你有权力,但你也有懒下去的权力,有“安然进入那个长夜、把一切交给机器、交给你的政府、交给那些‘比你聪明的人’”的权力。或者,你可以全身心地参与——质疑、思考。这是我们的选择。

而且自动化早就不是新事物了,这个困境也不新:机器能做的事越来越多,我们怎么办?是奋起?还是混过去、扔给机器?

抛开机器不说,如果有别人愿意替你工作、替你思考,你是不是就不想思考了?富人会因为不用工作而自然变得肥而懒,还是会反而更精心照顾自己的身体?

当 AI 到来,它是对我们社会、对人类的一场测试,看我们如何反应。我们是会像这位先生担心的那样,任由心智衰弱?

还是我们会说,我要借它思考得更好,变得更强。这是我们的选择,是对我们的考验:我们是放任自己变弱,还是拥抱它、让自己变得更强?

项飙

两个都是很好的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让我重新思考我刚才的回答,“科学也许无法理解心智”。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当然能读懂心,读不懂就没法沟通。

科学家、非科学家,也都能影响心:我说这句话,你会做那件事;我说那句话,我能让你受伤。我能控制你心智的输出,我知道输入什么会得到什么输出。从媒体到政党到私人关系,在这个层面上,理解心灵不成问题。

但我当时想的是,用非常典型的科学方式去理解心,就像理解大脑那样,清楚地知道机制,能解释某种特定的主观感受。

比如:小时候发烧,妈妈给我吃了一颗草莓,这成为我的记忆,在我体内创造出一系列联想。这种东西能否被科学穷尽?或者说,该不该被科学穷尽?我不知道。我个人觉得可能不该。我们当然能读懂心,但能否把“心”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本身——我个人觉得大概不行。但这就纯粹是哲学问题了。

第二个问题,关于 AI 对人类能力的影响,其实让我非常担忧。我们在马克斯·普朗克研究所有一个项目,是关于大学课程改革。我有位同事段志鹏,目前在广州一线教学,他震惊地发现,18 到 22 岁的学生正在丧失听的能力。他们在教室听不进课,必须同时做点别的事情。无论老师讲什么、准备得多好,人的声音无法进入他们的脑子。

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听是需要能力的。每个词只是一个声音,你必须等到所有声音聚到一起,然后把它们分组,这时意义才浮现。

再等一会儿,你看到新的一层意义;再等一会儿,你看到表达中的矛盾,你开始猜测对方为什么这样说,是不是误解了别的什么……

这需要耐心,需要“hold 住自己注意力”的能力。这不能完全怪 AI,社交媒体比 AI 更早就在做这件事。加上信息高速传递,加上现在 AI 提供即时答案,学生们正在丧失“hold 住、分析、拆解、定位”的能力,这种能力正在流失。

在这一点上,我们绝对需要某种社会层面的监管,监管 AI 在教育中的使用、AI 在研究中的使用。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不再和同事说话。

他们有了想法直接去和 AI 互动,AI 帮他们写论文比同事帮他们快得多。整个机构的文化都在改变。怎么办?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。AI 在这个层面上,已经在生活里造成非常真实的冲击了。这是必须以某种主体性来对待的事。

汪晖

非常感谢萨顿教授和项飙教授,谢谢各位听众参与。

我们的确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,这个时代也充满创造的可能。正如项飙所说,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有限性,同时在这个时代里保持我们的行动力。

谢谢大家。本场对谈到此结束。